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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年夜饭预订升温 双主场加速餐饮复苏******
中新网上海1月16日电 (李秋莹)春节临近，“年夜饭吃什么”成为消费者们关心的一大话题，年夜饭预订热度持续走高。记者从各大平台了解到，今年市民预订年夜饭比往年大幅提前，美团外卖数据显示，最近一周“年夜饭外卖”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去年增长4倍，“年夜饭预订”关键词搜索量同比去年增长2倍，提供年夜饭菜品的商家数量对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倍。
堂食陆续恢复，外卖持续增长，为今年的年夜饭市场更增添了几分火热。南京餐饮品牌狮王府市场部总监邢光婷表示：“我们对即将到来的年夜饭特别是外卖年夜饭市场十分看好，往年我们的整体重心是以堂食年夜饭为主，今年我们双渠道堂食外卖年夜饭并驾齐驱，目前集团旗下多个品牌都已经启动各品牌年夜饭方案。”
今年年货节期间，大董、全聚德、梅龙镇、豫园等知名老字号纷纷将年夜饭预制菜套餐上线外卖平台饿了么。“疫情对预制菜的市场影响很大，大家逐渐接受了预制菜的烹饪方式，还原度比较高，今年年夜饭的销售很火爆”，豫园文化饮食集团快消事业群执行总裁邱焘介绍。
截至南方小年，预制菜套餐订单量最高的前三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和苏州，紫光园、老城一锅和大董(董到家)的订单量位居前三。
从菜品供应上看，烤鸭、羊蝎子这种客单价更高、更加品质化的菜品成为年夜饭菜单的主流。此外，在南方，盆菜等当地特色年夜饭也成为热门品类。
为了迎接市民网上预订年夜饭的热潮，线上生鲜平台叮咚买菜推出“年夜饭预制菜”预定专区，三大特色，全面升级。既有主打家乡味道的传统宴席“八大碗”系列，上线仅半个月，销量轻松突破10万份；也有主打营养健康、高端品质的海鲜预制菜，帝王蟹、波士顿龙虾……纷纷做成预制菜，其中“避风塘炒面包蟹”，一天被抢订5000多份。
拉蒂娜厨师展示刚烤好的牛肩峰。 受访者供图。经历了元旦小长假的小回暖，全国各地有不少餐饮商家都对即将到来的春节充满期待上海市民最青睐的西餐外卖餐厅之一，主打巴西烤肉的西餐厅拉蒂娜(Latina)也为即将到来的春节档做足了准备。
拉蒂娜品牌总监丁国坚向记者表示，“上海深受海派文化影响，对外来事物的接受度很高，西餐年夜饭就是很好的例子”，他说，近几年更多的市民愿意尝试和传统年夜饭不一样的西餐年夜饭，据悉，拉蒂娜巴西春节期间，在外卖渠道和线下堂食同时推出春节年夜饭西餐套餐，比如富有巴西特色的芝士面包，巴西国宴里经常出现的特色黑豆饭，以及各种先考牛排、羊排、海鲜等，以满足上海市民的春节用餐需求。
中国烹饪协会认为，随着各类扩大需求的政策举措落地显效，全国堂食、宴会、跨省旅游等活动逐渐恢复，节日的到来促使消费市场主体信心得到提振，经济发展活力重新释放，为即将到来的春节餐饮市场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建议餐饮商家通过线上线下相融合，堂食外卖相结合，努力营造祥和幸福的兔年春节市场供应。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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